历史的重演：从朝鲜战争看俄乌冲突｜【战争研究】专题

编者按

俄乌冲突自爆发起，就获得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各路专业学者对俄乌冲突的原因和发展做出了大量分析和判断。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延续，各式理论和推断层出不穷，都在尝试对战事的最后走向做出预测。

本文将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有着相同的直接诱因和深层动因，且二者都以“闪电战”开场但之后的战事都被战争双方的拉锯而长期化，同时都存在着美国的介入。原因和战事发展的相似之处让我们可以将朝鲜战争的后续走向和停战时各方的势态投射到俄乌战争之上，并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的中国提供一个可行的应对俄乌冲突风险的解决方案。

从仁川到马里乌波尔-俄乌冲突的前景预测

（原标题为：《历史的重演：从朝鲜战争看俄乌冲突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引文格式（GB-2015）：

许亮.历史的重演：从朝鲜战争看俄乌冲突[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4(01):55-60+131.

内容提要

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根源都与美俄地缘角力有关；过程都有从闪电战向长期消耗战演变的趋势。由此推测俄乌停战很可能也会像朝鲜停战那样，只有一条临时军事停火线，而不会彻底解决乌克兰的领土和安全问题。这条停火线会像三八线一样深刻影响乌政局和欧洲地缘格局。中国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时，可以从朝鲜战争汲取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俄乌冲突；朝鲜战争；中美关系；中俄关系

对于历史主义者（认为每一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可进行类比）而言，把一场70年前的战争作为参照来分析当前的俄乌冲突完全是主观臆测；而对于科学主义者（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言，这种“臆测”是值得的。两场战争发生的时机都是在新旧国际权力格局转换期，位置都是在俄国的周边，背后都有大国角力的因素，影响都导致国际秩序的分裂。这意味着，虽然战争的表现形式会因时代、环境、技术、政策的不同而差异，但这不能掩盖相同因果律带来的历史相似性。以朝鲜战争为参照，可以提前预判俄乌冲突走向，并做好应对之策。

一、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原因比较

从直接诱因看，两场战争都涉及领土统一问题。1945年，美苏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占领朝鲜半岛南北。此后，两国出于冷战考虑，背弃开罗-雅尔塔会议上关于战后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朝鲜的承诺，扶植各自的政权。1948年朝鲜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这违背了朝鲜人民的统一意愿。南北方都把统一对方作为首要任务，军队时常在三八线附近发生冲突。据韩国官方统计，截至“6.25战争”爆发前，双方冲突有874次之多,其中不乏有翁津战役这样的大规模战事。朝鲜内战难以避免。

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以俄罗斯民族或讲俄语为主的地区划入乌克兰。2014年，乌克兰爆发政治危机，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亲西方势力上台，亲俄地区要求脱离乌克兰。克里米亚率先行动，公投加入俄罗斯。俄政府随即接纳，并派兵进驻。但乌政府拒不承认公投结果，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此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先后宣布独立，引发乌政府军与当地民间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顿巴斯民间武装力量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2022年2月，俄罗斯宣布承认两地独立，并在顿巴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从深层动因看，两场战争有着相似的国际背景。俄罗斯一直要求美国停止北约东扩、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警告如果得不到满足将会采取“非常不同”的应对措施。就在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前的电视讲话中，普京指责北约违背承诺，先后五次东扩，将武器部署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并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对俄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在最近的俄乌谈判中，俄方也是把乌克兰的中立和非军事化作为主要诉求。所以，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是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对此，冷战设计师乔治·凯南早在1997年就有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政策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错误”，因为俄国人不会相信美国“没有敌意的保证”，他们只会将其视为对俄罗斯“尊严和安全的损害”，“将来很可能会在别处找不回来”。

其实，凯南也曾在1984年对朝鲜战争发出类似的反省：如果战后美国在处置日本时沿着最初目标，建立“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日本”，苏联可能不会想着在朝鲜半岛谋取更大影响。但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美国出于遏制苏联考虑，转而寻求在日长期驻军，使其成为自己的“军事基地”。“作为补偿，莫斯科希望巩固它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地位。”凯南认为“这是朝鲜战争的根源”。凯南的反思不无道理。在1949年底之前，斯大林一直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南方，但到1950年1月底，他改变了态度。在给毛泽东的致电中，斯大林对此解释是“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苏联“同意”朝鲜武力统一的建议。他没有说明国际形势改变指什么，但就当时东亚形势看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东亚力量对比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第二，1950年初美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环形防御圈”，不包含韩国和台湾地区，苏联判断美国不会干涉，至少不会在朝鲜打一场大战；第三，美国已表现出排除中苏对日单独媾和倾向，并且会长期在日本驻军。后来朝鲜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在给毛泽东的致电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是基于这三点。他向中国晓以利害：如果中国出兵，不仅可以避免朝鲜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甚至最后还会迫使美国放弃对日单独媾和把日本变成其远东跳板的企图；反之，朝鲜将变成美国和日本在大陆的一个桥头堡。可见，朝鲜战争与美国对日政策的关联。

二、  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过程比较

两场战争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以闪电战开场，希望能短期内实现战争目标，但都演变成一场长期消耗战。金日成设想“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取南朝鲜”。这样，美国即使想介入也来不及。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的确是迅速向南推进，一个月时间就占领了90%的韩国，但在釜山周围遭到顽强抵抗，陷入僵持。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军溃败，仅一个月时间就退缩到鸭绿江附近。而志愿军的入朝参战又把战线推至三八线以南。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战事僵局。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为配合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大主动，双方又发起几次大规模战役。直到1953年7月才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现在看，俄乌冲突也有重蹈朝鲜战争轨迹的迹象。普京一开始就称在乌采取的是“特别军事行动”，说明战事应很快结束。而现在军事行动延续数月而未结束，肯定不符合莫斯科的初衷。从俄军开始就进攻基辅看，莫斯科的想法可能是迅速拿下基辅，然后扶植一个亲俄的政权，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在攻打基辅受挫后，俄军将主攻方向集中在乌东部，目标是能在此打出一条停火线。至于这条线是有利于俄方还是乌方，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所以，俄乌停战很可能会像朝鲜停战谈判那样，打打谈谈，拖延很长时间。

两场战争变得长期化都与美国的介入和支持程度有关。如果没有美军的介入，朝鲜早已统一半岛；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也不会坚持这么久。虽然美国对两场战争的参与方式不同，但背后有着相似考量。一方面，支持韩国或乌克兰在政治上极具象征意义。华盛顿认为，如果任由两国陷落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会损害美国领导世界的“信誉”。就像杜鲁门把朝鲜战争称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战争”,拜登也把俄乌冲突视为“民主与独裁、自由与压制的战争”。

另一方面，华盛顿要竭力避免在朝鲜半岛或乌克兰与莫斯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样做既没有义务也没有价值。当时的韩国与现在的乌克兰都不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参战在法律程序上存有障碍。更重要的是，为这两地而冒与俄国打一场核大战的风险太不值。战后初期，美国的安全战略总方针是：在欧洲保持战略进攻，在亚洲奉行战略防御。从防御角度看，韩国“毫无价值”，在此驻军反而是负担,美国军队只需守住亚洲沿海岛屿，避免介入亚洲大陆，故而将日本－琉球-菲律宾作为美军驻守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不是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干涉朝鲜半岛的决议、赋予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参战，美国是否还会大规模派兵是存疑的。很有可能也像现在支持乌克兰那样只是提供军事援助。（当时，美国内也有对杜鲁门政府未经国会授权、仅凭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就派兵参战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华盛顿甚至做好让李承晚到海外建立流亡政府的打算。从战略角度看，乌克兰地位同韩国类似，只有“缓冲”作用，而没有“防御”价值。所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强调不会向乌克兰派兵。

当然，莫斯科也是要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朝鲜，斯大林一直顾虑美国会介入而迟迟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一再向金日成强调，如果美国介入，朝鲜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苏联不会出面干预。后来，苏联也曾派空军参与制空权争夺，但也是秘密介入，而且限定在靠近鸭绿江的北部空域。在乌克兰，俄罗斯一方面警告美国或北约介入会引发核战争，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的行动有所克制。这样，两场战争就被限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但又有两个军事资源大国做支撑，冲突就被拖向长期化。

三、  从朝鲜停战猜想俄乌停战

朝鲜战争能够停止主要是满足了两个条件。一是，形成了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停火线。在军事上，双方僵持不下，哪一方都没有军事优势来改变现状。在政治上，以三八线为界双方都能接受。美国出兵的理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求恢复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的状态。而中国出兵的目标也是将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当时反对停战的是韩国李承晚政府，他仍梦想借助美军继续“北进统一”。所以，还需要第二个条件来安抚和约束李承晚，这就是向韩国提供安全保证。如前所述，在朝鲜战争前美国本无意与韩国结盟和在韩驻军。但李承晚坚持将韩美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接受《停战协议》的前提条件，而美国也改变了态度，与其战事再生赶来救韩国，不如直接结盟以威慑北方。但这涉及条约在韩国的适用范围。美国和韩国都不承认北方的平壤政权。如果李承晚以收复领土为由进攻北方，就会把美国卷入其中。所以，条约对此做出规定：“对缔约任何一方目前各自行政控制下的领土的进攻，或是对以后经缔约一方承认合法地处于另一方行政控制下的领土的进攻”，双方都将按照宪法程序采取行动。这就给美国以主导权，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介入。同时，条约赋予美国在韩国驻军的权利。驻韩美军部署在三八线附近，一方面起到威慑北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韩军北进。

参照朝鲜战争，可以猜测俄乌冲突的停战。双方可能在顿巴斯西边与乌克兰本土交界附近形成停火线。普京甘冒如此大的代价发动“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如果最后连顿巴斯都不能控制，行动就是失败的。而乌克兰处于军事劣势，只能接受在此停火，但不会放弃对顿巴斯的主权。很可能会像朝鲜战争那样停战而不终战，乌克兰会伺机夺回顿巴斯地区。这样，俄罗斯会长期在顿巴斯驻军。毕竟，莫斯科在军事行动之前就承认了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并承诺给予安全保证。不可能从此立场后退。这就产生乌克兰法律上的领土范围与实控范围不一致的问题，难有国家给予基辅全面的安全保证。可能局面是，俄乌在停火线附近建立非军事区，由联合国或安全保证国派兵在此监督停火。在此情况下，乌克兰不可能中立，很有可能会在停火后某一时机加入北约。即使不加入，也会获得北约的某种保证：北约不在乌部署军事设施，但会保证乌实控范围的安全，是否适用顿巴斯地区会有保留。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再在顿巴斯地区发生冲突，美国或北约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介入。这样，既可以起到威慑俄罗斯的作用，也可避免被乌克兰拖入收复顿巴斯的战争中。

四、从朝鲜战争影响看俄乌冲突影响

朝鲜战争造成的影响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导致朝鲜半岛长期分裂和敌对。朝鲜战争使得半岛分裂局面长期固化，南北都把对方视为主要敌人和威胁，统一和安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议题。随之而来的是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国家军事化倾向严重。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一度从战前10万人扩充到70万人。若不是有美国的军援支撑，韩国早已被庞大防务开支拖到破产。军部势力尾大不掉，给以后军人政变埋下隐患。朝鲜亦是如此，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南北军力对比逆转后，平壤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不得不推行“先军政治”，执意发展核武器。二是，军事分界线形势左右国家政局。这在韩国表现尤为明显。朝鲜战争后，“反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用金大中的话说，“在韩国，‘反共’是一剂灵丹妙药。一个人只要是‘亲共分子’，杀死他就不算谋害”。在朴正熙和全斗焕统治时期，政府常把反对派和学生运动领导人冠以“通共”或“北方间谍”等罪名，进行清除和迫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军人政府时不时地就渲染“北方威胁”。比如，1971年12月，朴正熙以防备人民军“入侵”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建立“维新”独裁体制做准备；1980年5月，军方以军事分界线发生小规模冲突为借口，进行全国戒严，全斗焕趁机发动政变。即使在民主化之后，这种联动也是非常明显。金大中－卢武铉时期，对朝推行“阳光政策”，三八线局势缓和，出现难得的南北交流局面，内政氛围有利于进步党派，外交上对美有离心倾向；但2010年在海上交界水域发生“天安舰遇袭沉没”和延坪岛炮击两个事件后，韩国社会对朝警惕心日重，主张对北强硬的保守派获得更多支持，外交上也更依赖美国。

第二，改变东亚和全球冷战格局。就东亚层面而言，朝鲜战争直接促成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已是事实上的防御同盟关系。1961年，朝鲜先后同苏联和中国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加上之前的中苏条约，在法律上将三角同盟关系固定下来。停战协定刚签署不久，美韩就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次年，美国又与日本和蒋介石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再加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签署）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于1954年签署），美国在东亚拼凑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南北两大军事集团都把对方视为主要敌人。

就全球层面而言，冷战从欧洲扩向亚洲。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对苏“遏制”政策主要是在欧洲，在东亚则持观望态度，所谓“等待尘埃落定”。而朝鲜战争后，东亚变成冷战的主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在欧洲的战略压力，美苏关系一度呈现缓和态势。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在1959年成功访美。但欧洲为主、亚洲为辅的冷战格局并未根本改变。1960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而苏联又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时，尼克松总统首先想到的是从亚洲撤军，保障美国在欧洲的力量部署。欧亚冷战地位的不同反而导致了相反的效应：欧洲因为更受重视，美苏政策意图和利益边界更为清楚，所以相对稳定；而亚洲因为不那么重要，美苏意图和利益相对模糊，更可能采取进攻行动试探对方底线，所以在亚洲的边缘，也就是两大集团的中间地带，更容易发生代理人或有限战争。

第三，促成中立国家集团的形成。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埃及、印尼、缅甸等亚非国家以中立国地位进行调停。朝鲜战争后，面对亚洲出现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他们继而召开亚非会议，主张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在此基础上，1956年南斯拉夫、印度和埃及领导人发起不结盟运动，将没有参加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美苏冷战造成的国际分裂局面。从1961年到1970年，不结盟运动召开3次领导人会议，成员国从25个扩展到54个。中立国家集团虽然在力量和组织程度上不及两大军事集团，但在数量上有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美苏竞争带来的“外交上选边站、内政上受干预”的压力。而印度扮演起中立国家的领导者角色，成为美苏竞相拉拢的对象。

结合朝鲜战争，俄乌冲突会造成以下影响。首先，乌克兰会长期陷入分裂局面。意味着收复顿巴斯和防御俄方威胁将长期占据乌政治议程主要位置。造成的后果是，国家出现军事化倾向，反俄将成为最大政治正确，政局与前线局势密切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民选政府短命或军人政变的机率会增高。在外交上，乌克兰将成为美国制衡俄罗斯的棋子。美国可以自由决定对乌安全承诺是否包含顿巴斯地区，必然会影响停火线的局势，进而影响到基辅的对俄政策，或者赚取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筹码。

其次，在欧亚大陆上会重现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一方是以俄罗斯为首的亲俄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反俄阵营。北欧和东欧国家出于对俄罗斯威胁的担心，会加入北约；作为回应，俄罗斯会增加在欧洲核力量的部署，冷战“铁幕”与核恐怖平衡在欧洲重现。而从黑海至中亚的俄罗斯边缘地带将成为反俄与亲俄阵营争夺之地，容易发生颜色革命和代理人战争。另外，两大阵营对抗，也给了西亚、中亚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机会。

再次，中立国家的走向值得关注。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俄罗斯明显处于政治和经济劣势，西方阵营会向中立国家施压，迫使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国家会走向联合还是屈从西方，还很难说。

五、朝鲜战争给中国应对俄乌冲突的

经验教训

俄乌冲突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的对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持续增大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俄乌冲突并未改变华盛顿视中国为比俄罗斯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所以防范中国仍然是其主要战略方向。在策略上，华盛顿会更加倚重盟友的作用，如支持日、韩、澳、新、菲等盟国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特别需要警惕的动向是，美国借拉拢反俄统一阵线的机会，将北约扩大到东亚。美国早有将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整合成一个多边军事组织的想法，但受韩日矛盾的牵绊，一直难以实现。如果不能离间中俄，就索性将二者“捆绑一起”对付，把北约从一个跨大西洋组织变成跨大西洋－太平洋的军事组织，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

俄乌冲突带给中国发展环境的挑战有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布局受到较大冲击，陆上“丝绸之路”有被切断的可能。现在的中欧班列主要是从俄罗斯经乌克兰或白俄罗斯进入欧洲。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线路已停运；白俄罗斯的线路也受制裁影响风险增大。如果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长期化，加上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以及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抵制，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会受到很大限制。二是，经济全球化发生分裂。如果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战长期打下去，就会出现两个市场、两套金融体系，这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和受制裁的风险。

总结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中国应对当前俄乌冲突挑战四点启示。

第一，坚定不移地发展好、维护好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朝鲜战争对中国最大的经验就是，中俄合作是制衡美国的“法宝”，也是塑造周边安全环境的基石。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曾主动接触中共政权，想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也是惧怕中苏同盟，不敢扩大战事。反之，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不仅要承受美国从海上的战略压力，北方边境安全也受到挑战，中国不得不“两个拳头打人”。不过，苏联仍是美国主要对手，所以，1970年代后美国谋求联华抗苏，中美关系改善，这成为苏联输掉冷战的战略转折。冷战后，针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国加大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频频介入中国周边争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华盛顿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中俄走近，将其视为威胁美国霸权的“地缘灾难”。

俄乌冲突后，中俄之间的战略需求会更强，两国不仅要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共同发展，还要在军事上加强合作，比如联合军演、联合巡航等。但对缔结军事同盟要慎重。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在欧洲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要避免卷入其中。中俄关系就要形成一种模糊效果：一方面“政治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另一方面又不签署明确的军事条约。就像美国在协防台湾问题上故意采取“模糊态度”一样，中国也可借用模糊的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威慑美国。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要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朝鲜战争给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战后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减少，错过了发展机遇期。作为对比，韩国成为西方阵营的前哨，不仅能获得大量援助和贷款，而且可以畅通无阻地参与西方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近几年来，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考虑，不断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对华搞技术封锁，以“保障供应链安全”为由，动员西方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

俄乌冲突后，这一情况会因西方对俄制裁政策而加剧。中国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利用市场大、产业齐全的优势，主动扩大开放程度，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西方企业来华投资，让西方国家经济更深嵌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强科研攻关，做好产业布局，确保关键技术和重要战略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出现“卡脖子”的情况。另外，美、欧、日、韩、澳、新等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态度不同，有些完全是迫于美国压力。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差异，针对性地推进双边经济合作。对于在政治、外交、人权领域出现的争端，中国有必要做出反应，但要慎重地把他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作为反制手段，这样会加速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脱钩。

第三，借助“反美”国家制衡美国的联盟体系，减轻中国承受的战略压力。二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某个国家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地区主宰者，采取的策略是同地区国家进行结盟，领导盟友一起遏制这样的国家，自己扮演一个“离岸平衡者”角色。这样可以用较小的代价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但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会加剧防范对象国的反美倾向，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美国与盟友围绕防务成本分担、美国驻军地位等问题发生矛盾。

这就为中国创造了无需结盟也能扮演“地区平衡者”角色的空间。一方面，反美国家面对美国压力，会更加向中国靠近；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存在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地区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需要中国发挥缓和作用。比如，2002-2017年间，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每年美韩两军都会举行多场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这刺激朝鲜搞核、导试验相应对，此举又招致美国的严厉制裁。身处朝鲜炮口下的韩国，自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也不赞成华盛顿一味施压，需要中国来缓和局势，劝和促谈。所以，那时的中韩关系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反观近几年，朝美关系有所缓和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反而将注意力转向台海和南海。韩国也被美国的遏华政策所绑架，中韩关系开始下滑。所以，中国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朝鲜、伊朗等所谓“反美”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当然在核问题上，依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无核化态度，但也要维护这些国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合理关切，切不可为美国火中取栗。

第四，团结发展中国家，担当亚非拉世界领导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不愿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选边站队，这是欧洲人的战争，他们更倾向保持中立。但面对西方的压力，他们需要有一个大国来做“带头大哥”。这就给中国以提升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的机会。中国要利用这一时机巩固和深化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东南亚和中东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地区。俄乌冲突后，陆上“丝路”会受到很大限制，海上“丝路”就成为重点发展方向，而东南亚是海上“丝路”的枢纽。因此，要格外警惕美国利用岛礁争端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俄乌冲突造成全球能源危机，进口俄罗斯油气资源充满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巩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利于我国能源安全。还需要警惕的一个动向：近几年美国热衷炒作新疆“人权问题”，其背景是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脱身，集中力量转向遏制中国，有理由怀疑美国是在借新疆问题抹黑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挑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矛头引向中国。因此，获得中东国家的支持对中国至关重要。

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应获得提升。一方面，俄乌冲突后，中国同这两个大陆之间经贸联系会增强，中国可以进一步充实“一带一路”倡议带给当地的实惠。另一方面，中国要加强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协调，对国际问题发表共同立场，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多边机制。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程徽阳

〇 排版：杨雨轩

〇 审校：杨晔 大兰